卍珠者说 - 沙门的博客
卍珠者说


Gott lebt in mir, Gott stirbt in mir, Gott leidet
In meiner Brust, das ist mir Ziel genug,
Weg oder Irrweg, Blüte oder Frucht,
Ist alles eins, sind alles Namen n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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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客城垣


2010-10-19 星期二(Tuesday) 晴
  


沙门 发表于 2010-10-19 15:33 | 正常 | 分类:历史 | 评论: 0 | 浏览:12843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2010-10-19 星期二(Tuesday) 晴
  


沙门 发表于 2010-10-19 15:33 | 正常 | 分类:历史 | 评论: 0 | 浏览:12472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2008-9-21 星期日(Sunday) 晴
欧公对性理之学的疏离,与他对佛教的排斥相表里。他对佛教的态度主要表现在其庆历间所著《本论》中,他认为佛教兴盛的原因是因为“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因此,排佛无须与之正面为敌,而只需要“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佛无所施于吾民矣。”
基于这种立场,欧公一生对佛教思想采取的不闻不问、“敬”而远之的冷漠态度。
观欧公集中涉及佛教的文章极少,且多顾左右而言它,绝不一杂以佛、禅家语 ,亦绝不对佛教事业稍加许可。《释祕演诗集序》称“祕演隐于佛”,“状貌雄杰,其胸中浩然,既习于佛,无所用”,显然只是称许祕演其人,而对其皈依佛门之事则隐晦地表示惋惜之情;《释惟俨文集序》称惟俨“天下之务,当世之利病,听其言终日不厌”,“既不用于世,其材莫见于时。若考其笔墨驰骋文章赡逸之能,可以见其志矣”,同样把其人描绘成有一位沉沦于佛教的用世之才,而对其信仰的一面绝口不提。
释祕演和释惟俨都是通过欧公好友石曼卿而见知于欧公的,又都是年高德勋的长者,因此欧公文中虽暗寓讽惋之意,但态度上还是尊重和客气的;而对于一位慕名而来学诗的僧人惟晤,欧公的语气就要严厉得多,也更真实地表达出他对佛教的态度:在《酬学诗僧惟晤》一诗中,欧公直言不讳地说:“子佛与吾儒,异辙难同轮,子何独吾慕,自忘夷其身”,在欧公看来,儒家与佛教势不两立,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自我-他者(Self vs. Other)的对立,具体而言,也即是传统的“夷夏之别”,因此,皈依佛教就是用夷变夏(“夷其身”),是误入歧途,沦落到一种可鄙的境地;“苟能知所归,固有路自新”,从欧公向来奖掖后进不遗余力的性格来看,“自新”这样的用语无疑是很重的,充分显示出他内心对佛教徒的鄙视和憎恨;最后,欧公告诉惟晤,学诗倒是次要的,关键是应当在安身立命上回到儒家的立场上来:“与夫荣其肤,不若启其源,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中国传统上对佛教徒的诸多指责中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佛教徒对华夏衣冠习俗的破坏(如韩愈“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而衣冠习俗又与孝与礼密切相关,因此,“加冠巾”也就是回复到华夏文化正统的象征,只有这样,才会被重新接纳为“我们”中的一员,而不是那根本不屑与之交流的“他们”。
欧公对佛教思想的始终一贯的漠然和完全缺乏好奇心实在是彻底得让人有些诧异,相比之下,他对(与佛教并举的)道家或道教的态度却要微妙得多。
道教在北宋政治地位要高于佛教,具有皇家宗教的身份,避无可避,因此欧公《内制集》中就收录了许多用于道教礼仪的青词、斋文、密词等。
如前文所论,欧公诗人中屡屡明征暗引《庄子》,很明显,庄子的思想对他实在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又,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载:“两府例得坟院,欧阳公既参大政,以素恶释氏,久而不请。韩公为言之,乃请泷冈之道观”;《避暑录话》(卷一)载:“凡执政以道宫守坟墓,惟公一人。韩魏公初见奏牍,戏公曰:‘道家以超升不死为贵,公乃使在丘陇之侧,老君无乃辞行乎?’公不觉失声大笑。”从这件事可以清楚地看到佛道教在欧公心中地位的不同。
欧公晚年更与一位徐道人交往甚密。蔡絛《西清诗话》(转引自《欧阳修纪年录》P.427)载:“治平中,许昌龄早得神仙术,杖策来居,天下倾焉。后游太清宫,时欧阳文忠公守亳社。公生平不肯佛老,闻之,要至州舍,与语,豁然有悟”,云云。按欧公诗集中与徐道人赠答之作不少,如《居士集》卷九《赠许道人》、《送龙茶与许道人》,卷十四《又寄许道人》等。
欧公与释子交往时总是伴随着一种很强的保留意识,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降格以求(condescending)的态度,而他对道人则要放松和诚挚得多,如《赠许道人》一诗:

飘飘许子旌阳后,道骨仙风本仙胄。多年洗耳避世喧,独卧寒岩听山溜。至人无心不算心,无心自得无穷寿。忽来顾我何殷勤,笑我白发老红尘。子归为筑岩前室,待我明年乞得身。

欧公将道人称为“许子”,这是非常尊重的用语(如同“先生”);而他毫不介意地使用“至人”、“无心”这样的道家术语,也完全看不到面对佛教时的那种谨慎和矜持。不仅如此,最末两句更表示致仕之后愿意追随徐道人而避世,虽然未必当真,但足以见出他对道家在很大程度是认同的,就上面提到的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而言,道家对于欧公来说,无疑是属于“我们”的。
不过,比起上述赠答之作,在《居士集》卷九《感事四首》中,我们可以看到欧公对于死生大事与道家世界观的更为真诚的探讨。第一首中“老者觉时速,闲人知日长”表达出晚年对时间的焦虑,“努力取功名,断碑埋路傍。逍遥林下土,丘垅亦相望”则是对生死无常的喟叹;“长生既无药,浊酒且盈觞”引出第二、三首对道家长生术的疑惑:

空山一道士,辛苦学延龄。一旦随物化,反言仙已成。开填见空棺,谓已超青冥。尸解如蛇蝉,换骨蜕其形。既云须变化,何不任死生?

仙境不可到,谁知仙有无?或乘九班虬,或驾五云车。朝倚扶桑枝,暮游昆仑墟。往来几万里,谁复遇诸涂?富贵不还乡,安事富贵欤。神仙人不见,魑魅与为徒。人生不免死,魂魄入幽都。仙者得长生,又云超太虚。等为不在世,与鬼亦何殊。得仙犹若此,何况不得乎?寄谢山中人,辛勤一何愚!

其中第三首尤其殷勤反复,对道家长生术可能性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认真的考量和仔细的设想,反映出欧公喜从常识出发检验事物之理的思维习惯;虽然最后的结论归于儒家的“正见”:“寄谢山中人,辛勤一何愚”,但其实不难看出:欧公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多少是心有不甘的——他何尝不向往道家的长生,只是迫于理性才不得不接受这苦涩的虚无。
即便如此,欧公在第四首仍然说“莫笑学仙人,山中苦岑寂”,“神仙虽杳茫,富贵竟何得”:道家的遁世的人生态度,在欧公眼中,毕竟是高于世俗价值观的——他对道家的基本态度仍然是充满敬意的。
然而,尽管欧公对道家-道教的态度比对佛教亲近,但他对道家学术思想了解似乎仍是十分局限的,大致限于对逍遥的审美式人生态度和对长生术的更为实际的向往。前者体现在《醉翁亭记》所谓“太守之乐”中,而后者则体现在熙宁三年校《逍遥子》一事上,按此书当为《逍遥子导引决》,顾名思义,显然是一本道家长生术的实用指南。
与欧公对佛教的漠视和对道家-道教的肤浅了解不同,他之后的重要思想家如王安石、二程以及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人,都和释教有很深的渊源,有过“出入佛老”的经历;而性理之学也正是作为对释教心性之学的一种创造性反应而兴起的:正是在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刺激和挑战下,才开出了所谓“道学”的 “内圣”维度。
唐代“以释道指导人生,以文学应对世务”(钱穆《初期宋学》),换句话说,就是用宗教照管内心,用文学换取功名利禄。而北宋古文运动起而效法韩愈,罢黜释、道,独尊儒术,于是一变而为欧公的新公式,即“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在“外王”方面,欧公用通经致用型的儒学取代了文学,而内心方面,则失去了释道的照管,转而用文学来滋润。因此,欧公平生颇重视文艺,晚年政治方面激情不再后,尤其如此,其赠荆公“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一联,颇能体现他的这种心态。
朱子评论欧公“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朱子语类》卷130),虽带有道学家的偏见,但也不算是诬陷。
观欧公晚年诗文,颇有玩物之情,盖欧公之学大抵在“用”上着眼,而“用”依赖于外境(“自非因事,无以发明”),而公早衰之余,已无建功立业、兴利革弊的魄力,而于心性道体上又没下过工夫,退无可守,于是便返回到“五代旧习”去了。
欧公晚年之乐,大抵与唐五代文人无异,如诗、酒、纸、墨、花、鸟、茶、鱼之类,而与道学家相与论道、神契天理之气象绝异也。
读欧公晚年诗,颇见其鲜活的生活形象,如写饮酒,则有“翁欢不待丝与竹,把酒终日听泉声。有时醉倒枕溪石,青山白云为枕屏,花间百鸟唤不觉,日落山风吹自醒”(《赠沈遵》),有山林洒脱意趣;“功施当世圣贤事,不然文章千载垂,其余酩酊一樽酒,万事峥嵘皆可齐”(《答梅圣俞饮酒》),“十年江湖千首诗,归来京国旧游非,大笑相逢索酒卮,酒酣犹能弄蛾眉”(《长句送陆子履学士通判宿州》),作旷达语;“长生既无药,浊酒且盈觞”(《感事四首》第一),悲怆。
写茶,“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来远从天涯,停匙侧盏试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尝新茶呈圣俞》),“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饮茶”(《尝新茶呈圣俞·次韵再作》),“我有龙团古苍璧,九龙泉深一百尺,凭君汲井试烹之,不是人间香味色”(《送龙茶与许道人》)。
写上元夜景“灯光月色烂不收,火龙衔山祝千秋,緣竿踏索杂幻优,鼓喧管咽耳欲咻”(《答梅圣俞莫登楼》),承平气象,如柳永词;写宠物:“兔奔沧海却入明月窟,鹤飞玉山千仞直上青松巢,索然两衰翁,何以慰无憀,纤腰绿鬓既非老者事,玉山沧海一去何由招”(《思白兔杂言戏答公仪忆鹤之作》):想象丰富,有太白、吏部之风;写晚年嗜睡:“尝闻李白好饮酒,欲与铛杓同生死。我今好睡又过之,身与二物为三也”(《有赠余以端溪石枕与蕲州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得此二者不胜其乐奉呈刘原父舍人圣俞直讲》),则平易若香山。
欧公晚年乐趣虽多,但心态颇消沉,虽时作旷达语,但稍稍振作之后,往往又终归于颓唐,如“壮志销磨都已尽,看花翻作饮茶人”(《依韵答杜相公宠示之作》),“与世渐疏嗟老矣,佳辰乐事岂相关”(《和梅圣俞元夕登东楼·又和》),“寒侵病骨惟思睡,花落春愁未解酲”(《和梅公仪尝茶》),“莫嫌来往传诗句,不尔须当泥酒壶”(《和圣俞春雨》)之类,举不胜举。
熙宁三年,欧公六十四岁,知蔡州,作《六一居士传》:

有问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老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
《六一居士传》应该是欧公最后一篇名文,而朱子对此文评论颇激烈:

今晓得义理底人,少间被物欲激搏,犹自一强一弱,一胜一负。如文章之士,下梢头都靠不得。且如欧阳公初间做《本论》,其说已自大段拙了,然犹是一片好文章。……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传》,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说有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千卷,琴一张,酒一壶,棋一局,与一老人为六,更不成说话,分明是自纳败阙!

朱子所言未免太苛,道学气亦太重,不过他指出欧公早期和晚期(“下梢头”)有“一强一弱”的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气象上的变化,除了在很大程度上与欧公早衰的先天体质有关外,无疑也与他“不曾向身上做工夫”有关,欧公终生的愿望大概无过于“望韩公”,而从未想过“窥孟子”,于是,也从没在孟子的“养我浩然之气”上下过切实的工夫,遂受其“气质之性”的影响而发生波动,从而不能保持心志、气象的始终如一。
然而,纵使欧公在内心修炼(spirituality)上或许比不上后来某些以修心养性为人生第一要务的道学家,但若以古人立功、立言、立德的综合标准来衡量,则后世道学家中能够达到他总体成就的高度的人恐怕寥寥无几。欧公虽不能像某些伟大的宗教家一样免于内心的困惑、软弱和空虚,但他的人生实践和道德操守就其可见的部分来说却已经近乎完美,即以被朱子痛诋的所好之“物欲”来看:书一万卷,金石一千卷,那是何等次第!——作为一个崇尚常识理性的人文主义者,欧公的精神历程或许标定出了世俗心灵能够企及的伟大的程度和限度。
熙宁四年六月,欧公致仕,五年七月即辞世,期盼了二十年的退隐颍滨之乐才享受了不到一年而已。
公著五代史,凡有所论,皆以“呜呼”发语,以其著乱世之史,不得不如此嗟叹也——公之深情于世道如此。而余读公之传,其早年奋发,振起天下,“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陈寅恪《《赠蒋秉南序》》),中年早衰,晚年劳苦,为国有鞠躬尽瘁之节而不得遂其素志,一朝归隐,喜出望外,而“遽尔摧倾”(韩琦《祭文》),亦不禁为公一扼腕而嗟叹之:呜呼哀哉!谨以此文祭公于千载之下,尚飨!

2008/0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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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
《欧阳修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5年
《欧阳修纪年录》,刘德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陈均著,中华书局2006年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宋人轶事汇编》,丁传靖辑,中华书局1981年
《宋文鉴》,吕祖谦编,四库全书荟要本,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
《苏东坡全集》,中国书店1986(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
《宋元学案》,黄宗羲等著,中华书局1986年
《国史大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五》,钱穆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谈艺录》,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84年
《朱熹的历史世界》,余英时著,三联书店2004年
《朱子语类》,岳麓书社1997年
《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邓小南著,三联书店2006年
《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祝尚书著,大象出版社2006年


沙门 发表于 2008-09-21 19:45 | 正常 | 分类:历史 | 评论: 12 | 浏览:12600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2008-7-14 星期一(Monday) 晴

江苏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由瞿绍基(1772-1836)于清中叶创始,乃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与齐名的皕宋楼等不同,瞿氏铁琴铜剑楼屡经丧乱(太平天国和抗日战争)而终未断绝,其大部分藏书于解放后由其第五代传人捐献给国家,现主要藏于北京图书馆,其传承之久,保存之善,在中国藏书史上算的上是一个奇迹。
瞿启甲(字良士,1873-1940)是瞿氏藏书第四代传人,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在印行《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之余,令“儿曹”辈将古本中的历代题跋抄录出来,汇刻为《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一书。
《集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篇是元刊本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的题跋,不仅篇幅最多(上海古籍1985年版中排印了27页),而且内容极其丰富。

初读此篇让人如堕五里雾中,因为它并不是一篇单独和完整的文章,而只是依卷次从书边逐条抄出的零篇碎语;尽管几乎每一条都记有日期和撰者名号(为此不得不对撰者表示赞赏),但仍然颇让人困惑:就日期而言,一则多用干支纪年,二则前后顺序紊乱,故而难以厘清;就撰者而言,一则非一人所作,二则一人多名,也难以识别。
不过这实在是一种奇特的阅读体验,很像我喜欢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的作品。此翁惯于以不可知论哲学和强烈的符号学意识打造晦涩难解的文本,这种文本的特征恰如其分地表达在他的一部小说的标题中——《在迷宫里》。罗布-格里耶的小说也是由含义不确定的片断构成,而每个不完整的片断又用复杂多元且同样不确定的关系纽结在一起,于是阅读就成了如同侦探破案一般需要高度智力的能动性活动,而它带来的智性乐趣也就正在其中。
当然,类比只是类比,《元刊<通鉴>题跋》并非人为臆造,其独特的非线性结构是线性时间和线性文本在久远的相互作用中自然形成的,而随着阅读者“以意逆志”的“解构”和条分缕析的“重构”,它的本来面目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
处于谜团核心的“主要人物”叫严虞惇(1650-1713),常熟人,清初名士,《题跋》中或署名为“思庵”、“草草亭主人”。《清稗类钞》“散体文家之分派”一条记:“国初……士大夫以文名者,则推李光地、潘耒、孙枝蔚、朱彝尊、严虞惇、姜宸英诸人。中惟虞惇文陶铸群言,体近庐陵、南丰,……,余多不入格。” 按庐陵为欧阳修,南丰为曾巩,论者将虞惇与之相比拟,可见其格调之高。
严虞惇十三岁就开始读《通鉴》,而读这个版本的最早记录是1676年,最后记录是1710年,也就是说:从26岁读到60岁,这本书的阅读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的儿子严鎏感叹道:“昔司马文正公云:‘某修通鉴,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而先君子披阅至六七不厌,其精勤为何如,即此书而于他书可知也,我子孙其永念之哉!”
按《清史稿·文苑传》有一篇《严虞惇传》,仅寥寥百来字,极其干瘪、乏味;而《题跋》中却留下虞惇一生中许多吉光片羽的生活点滴,其生动真挚处,足以让一个早已湮没在历史记忆中的古人在读者眼前复活。
虞惇早年随父宦游,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中间一度因科场案牵连罢免,后复起用,历官国子监丞,大理寺副卿等职,累迁太仆寺少卿。
虞惇虽然从26岁起即反复披阅《通鉴》,但真正通读却要到1701年才第一次完成,当时因科场案被“摘官,索居无事,遂得终卷”,并辑出《通鉴提要》一书;此书在1710年最后一次读《通鉴》时又重新校订过,不过今日似乎已经失传。
1701年前后是虞惇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穷居京师,“索逋如猬,突烟不举,人生苦况,至斯而极,未来茫茫,作何归宿,可为太息也。”然而,令虞惇颇为自负的是,自己在如此境况下还能读书:“于如此窘迫中,尚能执笔披阅此书,谚云‘黄柏树下弹琴’,亦可想见余之胸次矣。”
1702年,虞惇不幸患病:“卧至三鼓,心痛大作,吐血数口,恐是死症,如何!” 此后约经过一年才重拾书册,病已早愈,而另有一桩大变故:“阅前记为之怆然。去年以十四日夜心痛呕血,……,几不能生。赖武陵君昼夜扶持,废寝食,奉汤药,逾月而复故,今武陵君先我而逝矣。昨赴东川师席回,空房无人,失声长恸,今复见前记,心摧胆裂,哀如之何。”这样沉痛感人的闺闱之情在“正史”中绝对是缺席的,只有在这种不成文章的私人文字中才能找到。
虞惇重新起用后,曾任大理寺副卿达5年以上,于是在1708曛?710年间的题跋中留下很多案件的记录。1710年大灾,在“通仓偷米”案审理中,“提督必欲诬入无辜五人于死”,而“邢部满汉堂遂互相推诿,殊失大臣之体”,虞惇在题记中讽刺道:“诗云:‘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言小人争知而让过也,有旨哉,有旨哉。”
因为不肯附会当权者而冤杀无辜,虞惇面临“降级调用”的危险,他在《通鉴》卷一百五十二后记下这样的感想:“呜呼,以不肯杀人媚人而降调,不贤于一岁九迁乎?盖自是而余浩然之归志决矣。”呜呼,虞惇的志节和不惜以人血染红顶子的酷吏相比,真可谓宵壤云泥哉!由此可见,读书纵无补于世道,毕竟还是有补于人心的。
总体灰暗的基调中,也有一些有趣的片断。如1710年中秋的一条:“传闻七月初六日淮扬之间雷霆风雹大作,有十二龙盘旋空中,如战斗状,鳞爪历历可见,…,亦异事也。”古代的神怪记今人往往当成神话看待,而在当时人们眼中,却是有根有据的实录,此例可为一证。同年七月的一条:“初患右耳聋,甚闷闷,知五官不可缺一也。”耳聋并不有趣,而最后的按语却颇可爱,有黑色幽默效果。
虞惇在书边留下的零星感触,如今看似平常,而在文网密织的清代,却是潜在的祸患,经历过科场案的他对此十分清楚:“中间评语,多有棖触,伤忌时事,但可藏之家塾,不可传示,凡我子孙记之。”

在虞惇之后,他的儿子严鎏又于1733年、1737年两次通读该书,并留下大量题记。如果说虞惇的题记多半只是借书边写的日记的话,那么严鎏在1737年腊月记下的这段话则是书本与阅读书本的人的生活相互渗透的一个例子:“自古治日少而乱日多,然未有如唐僖宗时者,藩镇无一人不叛,天下无一块净土。阅史至此,怨愤欲绝矣,加以岁暮诸逋猬集,天又阴雨,昼夜不止,岁月几何,堪此三闷于一日!”
如同科幻电影中不同时空中的人借助某种道具(如照片)而相遇一般,父子两人在书页边上找到跨越时间阻隔而相接触的通道。在《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后,虞惇于1700年记下:“时方绝粮,今日从逆旅主人借米五升,度过一日矣;明日以后,不知作何活计也”;33年后,严鎏在拜读“先人手泽”后感慨道:“读先大夫庚辰所记,时适罢官,淹滞京师,穷况至于此极。今日所遭,正复不减,可谓叹息流涕也。”
又,卷二百四十四后,虞惇记:“余于此书披阅已数过矣。今年马齿亦六十有一,未知此后更能再一阅否?”而严鎏所记为:“睹先君前记,不禁泫然,盖自庚寅后,于此书亦不能再阅矣。”
对于当时的虞惇还是不确定的未来的疑问,对几十年后的严鎏已经是无可挽回的历史,而两者竟吊诡地并置在一处,这不免让读者生起无尽的深思。

而就在同一页上,竟还有一个更为奇幻的时空“错乱”。那是另一位更早的读者、明代的文元发(文征明的孙子)与自己的四次相遇:“甲申年(1584)九月初七日申时四休斋记。 庚寅年(1590)八月初四日申刻再记。视前记恍已七年。日月如流,老景渐增,不知此后眼目如何,尚能一再阅否? 丁酉(1597)十一月十一日再阅,时年六十九。发。 庚寅岁笔记谓:‘不知此后尚能一再阅否?’不意越八年而丁酉再阅一遍,又四年而辛丑(1601)又复一过,真日月如流,固不知老将至而耄及之矣。漫记此以验此后目力,尚能涉猎否也。正月十有八日,时年七十有三。”
博尔赫斯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写到老年的自己和青年的自己跨越时空相遇并交谈,其构思之奇诡令读者惊艳。而结结实实地把《通鉴》读了4遍的文元发一生中竟3次在时间之流中与自己相遇,这不得不让人感叹现实永远比虚构更奇幻。
不过,1601年的文元发当然不可能像无所不知的小说叙事者一样,知道这次阅读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更不可能知道仅仅一年后,他的儿子文震孟就读到了这段题记并为之“悲恸”——此时,他自己已经辞世,而儿子文震孟也已不幸地成了“孤孟”。

元刊本《通鉴》已知的最早收藏者是明代苏州大文豪文征明,之后在书边上留下痕迹的还有其长子文彭,文彭次子文元发,曾孙文震孟、文震亨。
明朝亡后,文震亨绝食而死。《通鉴》因为亲戚关系转到严家,传入严虞惇父亲手中,之后历虞惇、鎏而传到严有禧。在全书最后一卷后,严有禧留下一段总结性的话:“惟是书向藏文氏,后传吾家,名贤之遗迹存焉,先人之手泽在焉,亦一家宝玉大弓也,凡吾子孙其共守之,其共珍之。乾隆(1752)壬申六月十三日。有禧谨识。”
和铁琴铜剑楼的大部分善本藏书一样,这部书如今就藏在北京图书馆。这一点既不足为奇,又令人震惊:这样一个记录了湮灭在明清两代几百年历史中的一些普通读书人的极度私秘的阅读和生命体验的载体,这样一个能让不同时代的人们穿越时空相聚一堂的场所,这样一个极具后现代互渗、自涉特征的的奇特的前现代文本,果真以雕版印刷的宣纸的形式、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世界中的某个角落里吗?
如果这个角落真的存在的话,我想它的名字只能叫做——“永恒”。


2008/07/13 23:01

沙门 发表于 2008-07-14 10:48 | 正常 | 分类:历史 | 评论: 4 | 浏览:11705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2008-4-21 星期一(Monday) 晴
对嘉祐年间的“多士”,欧公颇有“长育成就”之功。
一方面,欧公“学推韩愈、孟子而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六一居士集序》);另一方面,欧公更“以奖进天下士为己任,延誉慰藉,极其力而后已”(《郡斋读书志》)。
读欧公诗文集,其对晚生后进少有才行者,多不吝其赞词,勉励有加,绝无嫉贤妒能之俗态。比如他第一次读到苏轼的文章时的反应:
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与梅圣俞书·三一》)

又如吴子良《林下偶谈》所记:

欧公凡遇后进投卷,可采者悉录之为一册,名曰《文林》。公为一代文宗,于后进片言只字,乃珍重如此,今日可以鉴矣。

嘉祐间开始崛起的人物,如王安石、刘敞、三苏、二程、曾巩等,(除老苏外)都是欧公的后辈或门生,其中年纪最长的刘敞也少欧公12岁;这些后起的才俊对欧公固然有“师尊之”的一面,但另一面却也有学术思想上的“代沟”,而其中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刘敞和王安石。
刘敞字原父,庆历六年进士;皇祐元年,欧公知颍州,当时原父正服丧居颍州,二人的交游始于此。欧公书简集中收与原父书简二十八首,数量仅次于梅尧臣,而诗集中与原父唱和之作也尤其多,由此可见二人相得之深。
原父学问极渊博,遍及经史,旁通释老,乃至天文地理,卜筮医药,无所不通,与欧公相对狭窄的治学取向大不相同。叶梦得《避暑录话》记:

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有敢抗衡者。刘原父虽出其后,以博学通经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父,及书梁入阁事之类,原父即为剖析,辞辩风生。文忠论《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父每深言经旨。文忠有所不同,原父间以谑语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

又如潘永因《宋稗类钞》所记:

刘原父在词掖,欧阳文忠公尝折简问:“入阁起于何年,阁是何殿?开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废?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详,乞示本末。”原父方与客对食,曰:“明日当为答。”已而复追回,令立俟报。原父就座中疏入阁事,详尽无疑。原父私谓所亲曰:“好个欧九!既有文章,可惜不甚读书。”东坡后闻此言,笑曰:“轼辈将如之何?”

原父为晚辈,但在学问上颇能凌驾欧公;而欧公之不耻下问,亦可见其心胸雅量。盖欧公为学,正大平易,而精深不足。西儒有称中国古代士大夫为“dilettante”者,以其于政治、学术、文艺无不涉猎,而于所涉猎皆浅尝辄止,达不到professional的水平也。以此论欧公之学,则颇中其的:如其治史,则重议论而轻考订,治经,则取其平易而遗其深旨,治金石,则又不通古文字,因此虽好之至笃,却不能脱嗜古之习而入于考古之境也。
而原父为学则颇似后世的专家、学者,比如他与欧公同好金石,但对于先秦彝鼎上的“奇奥铭识”却能够“案而读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庐陵学案·侍读刘公是先生敞》)。以近人喻之,则欧公颇似梁启超、胡适之类,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进程,而原父则似王国维之流,所造精微,能对后世学术有深远影响。
然而,欧刘之学的差异还不仅在于此,还有更根本的分歧;《庐陵学案》中节选的短短一段《公是先生弟子记》记录了原父与欧公的一次学术争论,而这次争论的内容对于了解嘉祐间重大的学术变迁恰好非常有价值:

永叔曰:“以人性为善,道不可废。以人性为善,道不可废。以人性为善恶混,道不可废。以人性为上者善,下者恶,中等善恶混,道不可废。然则学者虽毋言性可也。”刘子曰:“仁义,性也;礼乐,情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人情为礼乐也。非人情,无所作礼乐;非人性,无所明仁义。性者,仁义之本,情者,礼乐之本也。圣人惟欲道之达于天下,是以贵本。今本在性而勿言,是欲导其流而塞其源,食其实而伐其根。夫不以道之不明为言,而以言之不及为说,此不可以明道而惑于言道,不可以无言而迷于有言者也。”

按欧公治学有一种强烈的理性倾向,具体的体现就是善于怀疑,如疑《易传》、《河图》、《洛书》、《春秋三传》为伪托之书等,开启了疑伪的先河(对朱熹颇有影响),而其所疑也多为后世所证实。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欧公的怀疑很多凭借的只是一种常识(common sense),而非高深的历史学、训诂学考订,如其《问进士策题五首》第五(文集无系年):

问:周天子之田方千里,号称万乘,万乘之马皆具,又有十二闲之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车马,车马岂不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其牧养之地又几何,而能容马如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广矣,常患无马,岂古之善养马而今不善乎?宜有说以对也。

古来治经学者大概很少有人会从数目的角度去思索“千里”与“万乘”之间的关系,因为经学家对于“圣经”往往有一种近乎宗教的神秘主义态度,因此,开始以一种“常识”的目光来重新审视经典,这其实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向。
欧公的这种理性倾向与西方启蒙主义早期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之流——的思维方式颇相近,或者用更近的例子,则可以再次拿胡适来比喻;胡适讲中国哲学史,截断众流,将传统经师津津乐道却难以稽考的三皇五帝夏商略过不谈,从有可靠文献可征的西周后期讲起,其治禅宗,则破除禅宗神话般的传承谱系而还其以史实的“真相”,其思想务求明晰,表述追求浅易,绝不容一丝神秘色彩的残留,这些与欧公的学术思想风格颇有可比拟处。
欧公似乎天生具有一种“去魅”的本能,他似乎容不得任何超越日常理性之外的东西存在,因此,对于在后辈中渐渐兴起的性理之谈,欧公自始至终是不以为然的。他这种态度的好处在于能够破除迷信,但其缺点则在于失之肤浅——这种“肤浅”似乎是启蒙期的思想的共同特征,如前面所举伏尔泰、狄德罗、胡适之流,在当时名噪一时,但以后世的眼光衡量,则其学术思想多缺乏深刻、持久的价值。
以欧公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本质,是要拨乱返正,回复“孔孟之道”,但古文运动本身还是在“孔孟之道”的外在形式上着眼,即所谓“礼乐”,而其治学追求的则是通经致用,如上引《问进士策题五首》,从谈周礼转到宋代的马政;而之后的“第二期宋学”(钱穆《初期宋学》)则前进一步,开始探索“礼乐”的终极的、内在的依据,于是进而及于性理之学。
如前引欧公“道不可废,故毋言性可”的说法,貌似很有逻辑性,但未免太“一根筋”而缺乏深思。按欧公所论,既然无论性善或性恶,“道”都不可废,便只需讲“道”就可以了,不必讲“性”之善恶。而对于刘敞这一代新学人来,“性”正是“道”之根本所在,如果说“道”是“然”的话,“性”就是“所以然”,所以是不得不讲的。欧公的局限就在于,他只注意“孔孟之道”的行为规范和政治实践(用),而对深入寻求其内在的、超越的根据(体)不感兴趣,这就使他对正在兴起的“道学”缺乏理解的能力。
关于欧公对性理之学的态度,还有另一桩著名的公案,即《答李诩二书》。李诩生平不详,欧集中《答李诩二书》也无系年;不过,据《尚书比部员外郎陈君墓志铭》可知,欧公与李诩的认识是在至和元年;之后李诩将自己所著《性诠》三篇寄给欧公以求印可,欧公遂有这两篇回信。
《答李诩二书》的观点与前引《公是先生弟子记》中欧公之语完全一致。欧公提出“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的命题,并列举经典以证明之;他认为,“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重要的是“习”,而不是“性”,因此“性之善恶不必究也。”
欧公的这种看法颇为后来理学家所诟病,是可想而知的;余英时先生说此文是“他拒绝开拓‘内圣’领域的凿凿确证,也难怪朱熹虽推重他的多方面的儒学成就,却也不能不说他‘于道体犹有欠阙’了。”(《朱熹的历史世界》,P.40)——其实朱熹还算客气,以理学的标准来看,欧公平生措意似乎还停留在“道用”的层面上,还谈不上“道体”吧。
欧公的这个认识盲点在他与王安石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戏剧化。
王荆公是庆历二年进士,是年欧公为同考官,但当时似乎并未特别留意荆公;直到庆历七年,欧公才从曾巩处读到荆公的文章,并大加赞赏,以为“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由此可见,欧公基本上还是以“文”而重其人的。
而荆公的自我认知却与此大相径庭。至和元年,欧公返朝,与荆公见面,有赠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以韩愈比拟荆公,似有传文坛衣钵之意;而荆公却颇不客气地酬之以“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意谓自己的志气远大,要越过韩愈的“因文见道”而直窥孟子的心性之学了。
至此,欧公已经从一二十年前开一代新风气的先驱人物变成与新兴的学术思想扞格不通的旧派人物——北宋后期学术思想的活跃程度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

沙门 发表于 2008-04-21 11:53 | 正常 | 分类:历史 | 评论: 8 | 浏览:12155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2008-4-17 星期四(Thursday) 晴
至和元年之后,欧公官运亨通,位至宰辅:嘉祐五年(1060)拜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即所谓“叨尘二府”);熙宁四年(1071)致仕,五年辞世,谥“文忠”,最后的官号全称为: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观文殿学士特进太子少师致仕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欧阳修。
欧公晚年长达十七年的仕途生涯贡献不可谓不多:在礼部,除多次主持朝廷大礼外,还主持修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而当时外交和科举也隶于礼部,故有至和二年的使契丹和嘉佑二年权知贡举(此榜最称“得人”);在翰院六年,所草制诰汇编为《內制集》八卷;在史馆、秘阁,则修成《新唐书》和《崇文总目》;英宗即位,公有定策之功;另外,作为中枢近臣,公对边防、学校、救灾等亦多有建明。
尽管如此,欧公的内心并未被春风得意的轻快充满,相反的,倒时常流露出厌倦、苦闷,甚至愧疚。《內制集序》云:

予在翰林六年,……天下无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号令,训戒约束,自非因事,无以发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无所遇以发焉。其屑屑应用,拘牵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

此处的“宜可羞也”,固然有自谦的成分,但若与其它诗文中流露出的类似情绪合看,则似乎有其真诚的一面。如《感兴五首·斋于醴泉宫作》,第一首中的“多病惭厚禄,早衰叹余生”,第二首中的“怀禄不知惭,人虽不吾责”,第四首中的“禄厚愈多责;挟山以超海,事有非其力;君子贵量能,无轻食人食”。
然而,若仔细咂味,则可知欧公的所谓“惭厚禄”,其背后更真实的动机是对闲适生活的念兹在兹和对繁巨政务的不胜其烦,如《和圣俞感李花》的“中年多病壮心衰,对酒思归未得归”,《出郊见田家蚕麦已成慨然有感》的“收取玉堂挥翰手,却寻南亩把锄犁”,等等。
而嘉祐四年的《盆池》中表达的苦闷最为强烈。这首诗用对照的手法,前半部分描写“奔涛击浪”的“西江之水”中的蛟龙“突然远引千丈去”的自由雄奇,后半部则写困在墙边陶盆里的小鱼:“游鱼拨拨不盈寸,泥潜日炙愁暴鳃”,最后,他将自己的处境与鱼相比:“鱼诚不幸此跼促,我能决去反徘徊”——此诗意象似从庄子的“鲲鹏”和“涸辙之鲋”化出,困鱼象征着现实处境,而蛟龙则象征着自由的理想。
至于“我能决去反徘徊”的原因,倒并非是贪恋富贵,欧公在《续思颍诗序》如此解释:

盖自嘉佑、治平之间,国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时也。而非才窃位,谤咎已盈,赖天子仁圣聪明,辨察诬罔,始终保全。其出处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盖自有蹉跎之叹又复一纪矣。

欧公四十四岁时已有归老之计,而六十四岁时仍未得退休;二十年间,归颍之志“未尝一日少忘”,而竟始终无法如愿,人生不称意如此,难怪欧公晚年诗文多苦闷、无奈之语。然而,能去而不去的主要原因,还是对“国家”有一种责任感:虽然“本我”已经向往隐退闲适的生活,但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仍然在 “超我”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欧公晚年漫长的官僚生涯,正是在这种情与理的紧张中度过的。
当然,这十几年的生活中不可能没有乐趣,京师虽然没有滁、扬、颍等地的山水林壑之美,做京官也远不如做地方官那么清闲,但京师人文繁盛,师友故旧很多,因此社交和文化生活要远比在地方上丰富。这一点,从欧公诗集中这个时期的酬唱之作可以看出,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礼部唱和诗集》。
嘉祐二年春,欧公以翰林学士权知贡举。按当时的制度,为杜绝作弊请托,知举官及其他考官,一经“受诏”,必须“径赴贡院”,待人员到齐,贡院即锁门与外界隔绝,要等到考试全部结束后才能“出院”回家。此年,参与贡举事的官员如王珪、梅挚、韩绛、梅尧臣等,极一时文学之选,锁院长达五十日,待遇又极优渥,因此诸公事务之余,遂相与唱和为乐;欧公《归田录》记此事甚详,文极可读,故全引如下:

嘉祐二年,余与端明韩子华、翰长王禹玉、侍读范景仁、龙图梅公仪,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圣俞为小试官。凡锁院五十日,六人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集为三卷。禹玉,余为校理时武成王庙所辟进士也。至此新入翰林,与余同院,又同知贡举,故禹玉赠余云:“十五年前出门下,最荣今日预东堂。”余答云:“昔时叨入武成宫,曾看挥毫气吐虹。梦寐闲思十年事,笑谈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试黄金带,顾我宜为白发翁。”天圣间,余举进士,国学南省皆忝为第一人。其后景仁相继亦然,故景仁赠余云:“淡墨题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继前尘。”圣俞自天圣间与余为诗友,余尝赠以蟠桃诗,有韩孟之戏,故至此赠余诗云:“犹喜共量天下士,亦胜东野亦胜韩。”子华笔力豪瞻,公仪文思温雅,皆劲敌也。前此为南宫试官者多窘束制条,不少放怀,余六人欢然相得,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史奔走往来,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绝倒,自谓盛事,前此未有也。

欧公晚年之乐,无过于此。盖北宋以抑武崇文、优待士大夫为家法,而仁宗尤以宽仁好士著称;从开国至此,经过近百年的涵养,有宋的士气、文采遂臻于极胜。陈寅恪先生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今人多以宋代的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成就来理解这一论断,固然不错,但恐怕还有一层意思,即赵宋之世是三代以下最接近文人士大夫道德理想的一个社会,故有所谓“后三代”之称;其中仁宗之朝又堪称治世中的盛世。
而如果要从仁宗朝选一年作为“韶华盛极”的代表,那么嘉佑二年将是不二之选;这一点,只需列举这期进士中的一些人名即可证明: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吕大均、吕大临——我不相信从古至今还有第二张进士榜能够具备这样的一个阵容。


沙门 发表于 2008-04-17 10:51 | 正常 | 分类:历史 | 评论: 0 | 浏览:11736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2008-4-15 星期二(Tuesday) 晴

从庆历五年到至和元年,欧公从北宋政治史(《长编》)上消失了近十年。这十年的“困风波”对欧公心智和意志影响都甚大,这一点可以通过对比欧公早期和后期的两首诗而清楚地见出:

《颜跖》
颜回饮瓢水,陋巷卧曲肱。盗跖厌人肝,九州恣横行。
回仁而短命,跖寿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祸福岂足凭。
跖身一腐鼠,死朽化无形,万世尚遭戮,笔诛甚刀刑。
思其生所得,豺犬饱臭腥。颜子圣人徒,生知自诚明。
惟其生之乐,岂减跖所容。死也至今在,光辉如日星。
譬如埋金玉,不耗精与英。生死得失间,较量谁重轻。
善恶理如此,毋尤天不平。

《读书》
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眼力虽已疲,心意殊未倦。……
念昔始从师,力学希仕宦,岂敢取声名,惟期脱贫贱。
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谓言得志后,便可焚笔砚。
少偿辛苦时,惟事寝与饭。……
自从中年来,人事攻百箭,非惟职可忧,亦自老可叹。
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懦。前时可喜事,闭眼不欲见。……
乃知读书勤,其乐固无限,少而干禄利,老用忘忧患。

《颜跖》准确系年恐难考证,然在《居士集》中排在第一卷第一首,紧接着下一首则是景祐三年贬夷陵后所作讥刺吕夷简的《猛虎》,由此大致可判定是同时期的作品。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当时欧公的道义自信、慷慨正气,是何等气象!而再看嘉佑年间的《读书》,却几乎判若两人:整首诗流露出老态、疲态、俗态,彼时“生知自诚明”的颜回之乐已被此时“少而干禄利,老用忘忧患”的“读书”之乐所取代;欧公“心志”之“退懦”,实在不是谦辞,而是坦诚的自白!
可以肯定的说,从庆历五年到至和元年这九年期间,欧公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灵上,都已完成从盛年到老年的转变。
欧公早年孤寒,先天似有不足,据王铚《默记》记载,欧公二十四岁中进士时,是一个“目眊瘦弱少年”;其三十岁时所作诗中即有“白发新年出,朱颜异域销”之句(《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祭梅圣俞文》中又有“余狷且刚,中遭多难,气血先耗,发须早变”之语,由此可知欧公“少年白头”绝非虚言。
夷陵诗章中又有“喜见琼枝慰病翁”(《送前巫山宰吴殿丞》)、“一坪闲且伴衰翁”(《至喜堂新开北轩手植楠木两株走笔呈元珍表臣》)等句,三十岁的人自称“病翁”、“衰翁”,虽含有诗家戏謔的成分,但似是其早衰的征兆。
有趣的是,欧公至和元年的起复也与他的早衰有关,据吴充《行状》:“公丁太夫人忧,既免丧,入见,仁宗恻然,怪公发白,问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内铨。” 公时年才四十八岁,而头发已经白到令“仁宗恻然”的程度,想必断不止于花白,怕是已满头苍苍了吧。
《庐陵学案》载欧公语:“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此可谓欧公一生志行的写照。庆历五年的政治失意,使得政事一途中绝——北宋的政治格局重中央而轻地方,欧公这些年间所守的滁州、扬州、颍州又非边镇大郡(最后的南京稍微重要些),因此,九年间,他几乎等于被迫退出了政治领域,于是只能将心思精力专注于学术和文章。
欧公文字中为今人称道的篇章,如《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即作于这个时期。《醉翁亭记》颇能代表欧公这个时期心态的变迁,如末段所云:

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其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
这段文章的命意显然从濠上之乐化来,则欧公此时对庄子式逍遥的向往之情,可以想见矣。此后文字写“乐”事者甚多,除了山水游冶、民情风俗、风花雪月之乐,还有诗酒文章之乐(所谓“醉能同其乐,醒能述其文者”);对这种安乐闲适的生活,欧公变得越来越适应、眷恋,于是渐渐萌生了归老之意。
这几年间居住过的地方中,颍州以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而最得欧公喜爱。《续思颍诗序》云:
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约梅圣俞买田于颖上。其诗曰:“优游琴酒逐渔钓,上下林壑相攀跻,及身强健始为乐,莫待衰病须扶携。”此盖余之本志,时年四十有四。其后丁家艰,服除还朝,遂入翰林为学士。……自是误被选擢,叨尘二府,遂历三朝。

由此可知,欧公四十四岁时已萌生退隐林泉、及时行乐之意。因此,对于至和元年的起复,他虽有感恩图报之心(再生君父恩,知报犬马性),但其实已经没有政治的激情——盛年时那种经世致用、兼济苍生的雄心壮志早已烟消云散了。



沙门 发表于 2008-04-15 09:38 | 正常 | 分类:历史 | 评论: 0 | 浏览:11388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2008-4-14 星期一(Monday) 晴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四十八岁;五月,除丧服,自颍州赴京,寻迁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修《新唐书》);是年冬,欧公作《述怀》诗,其诗云:

岁律忽其周,阴风惨辽敻。孤怀念时节,朽质惊衰病。
忆始来京师,街槐绿方映。清霜一以零,众木少坚劲。
物理固如此,人生宁久盛。当时不树立,后世犹讥评。
顾我实孤生,饥寒谈孔孟。壮年犹勇为,刺口论时政。
中间蒙选擢,官实居谏诤。岂知身愈危,惟恐职不称。
十年困风波,九死出槛阱。再生君父恩,知报犬马性。
归来见亲识,握手相吊庆。丹心皎虽存,白发生已迸。
惭无羽毛彩,来与鸾皇并。铩翮追群翔,孤唳惊众听。
严严玉堂署,清禁肃而静。职业愧论思,文章惭诰命。
厚颜难久居,归计无荒径。偷闲就朋友,笑语杂嘲咏。
欢情虽索寞,得酒犹豪横。群居固可乐,宠禄犹难幸。
何日早归身,江湖一渔艇。

与通常的酬唱之作不同,这类“述怀”诗并不基于特定的社交情境和言说对象,而是近于内心独白,即诗人有感于内而不得不发的最深刻实感的告白(confession),因此无论其艺术的感染力还是心理的真实性来说,都是普通的酬唱之作难以比拟的。
本诗以岁末的萧杀气象起兴,然后迅速从对季节转换的哀叹转为直抒胸臆的身世感慨;盖值此行知天命之年,而适逢从“十年困风波”到“来与鸾皇并”的重大转折,难怪欧公心潮难平,悲欣交集,写下了这篇全面回顾其平生遭际的长诗。
按欧公于庆历五年(1045)以孤甥张氏案遭牵连,贬知滁州,之后历知扬州、颍州、应天府,既而丁母忧,至是年才返回京师,此即所谓“十年困风波”所指(实为九年)。
欧公庆历之逐,直接原因是张氏案,而真正原因则是因为“朋党”。当时庆历新政失败,杜衍、韩琦罢相,范仲淹、富弼外放,欧公作《朋党论》以辩其诬,于是反对派借张氏案附会而遣除之。
按欧公一生凡三次外放,庆历五年是第二次,第一次则是景祐三年(1036),同样与范仲淹密切相关:范公言事忤宰相吕夷简落职,欧公恨司谏高若讷居其职不言其事且私论范公当遣,于是写信切责高若讷。
欧公文章以平易和粹见长,有“敷腴温润”(朱熹语)、“纡余宽平”(陈亮语)之称,而《与高司谏书》一文却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如一腔浩然正气以倾泰山、挟风雷之势涌出,读之使人奋然兴起。以下略引数语以示之:

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
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
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
高若讷收到信后勃然大怒,果然将此信“携之于朝”,而欧公亦果然以“显露朋奸之迹”贬为峡州夷陵(今宜昌)县令。时欧公年刚三十,血气方刚,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此即《述怀》所谓“壮年犹勇为,刺口论时政”也。事后他一度担心自己有“责人太深以取直”之嫌而反躬自省,终“自决不复疑”:

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门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往时砧斧鼎鑊,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就之,与几席枕籍之无异。有义君子在傍,见有就死,知其当然,亦不甚叹赏也。(《与尹师鲁书第一》)

今人论欧公,多知其为北宋古文运动之领袖,而“古文运动”又主要被看成是一个文学史中的事件,因此关于“古文运动”的议论多从文学视角(即文体风格)上着眼。而事实上,在当时人眼中,所谓“古文运动”,其实更是对已经断绝的儒学道统的重新延续(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专门论及作为“道学”发生的一个环节的古文运动,见《绪说》第三节),如苏轼《六一居士集序》所说:

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

东坡所谓“七十余年”、“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与欧公所谓“五六十年来”、“沉默畏慎”大体相符;由此可见,欧公之上接“韩愈孟子”,并不止于对“古文”的恢复,更重要的还是对“古道”(通经学古、救时行道、犯颜纳说)的恢复。
欧公之学,无论其诗、文还是其儒学思想,大抵来自韩愈;然而北宋人之尊韩愈,欧公并非首倡,之前已有柳开、穆修等人,而欧公“早工偶俪之文”,直到中举后、任职于西京钱惟演幕府期间,才从同僚尹洙处读到韩愈的文章;但因为他天赋高、成就大,所以才凌驾前贤,被尊为开一代新风的古文运动领袖。
欧公初次接触韩文的年龄应该是二十五岁,而贬官夷陵在此后五年,当时受“古道”影响已经颇深,故虽遭遇逆境,而志气不为之稍挫,在写给尹洙的信中,他如此自勉:

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

范仲淹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句,正与“其心欢戚无异庸人”相反;此事“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而能免于“此累”者,则无疑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公莫属。当时欧公与范公风义相投,交往密切,因此,欧公的思想气质想必也受到了范公的影响和感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欧公自戒“慎勿作戚戚之文”,着眼点仍限于“形于文字”,然则不“形于文字”的内心感受似乎并不在“戒慎”之范围,这一点确实带有明显的“古文”运动的印记,与后来的道学家的论调(“慎独”)大不相同。
欧公此次贬官时间并不算太长,康定元年(1040),西夏犯边,韩琦、范仲淹等纷纷起用,寄以方面重任;欧公亦于八月回京,先在礼院就职,庆历三年擢知谏院,此即《述怀》诗中所谓“中间蒙选擢,官实居谏诤”也。
这个时期欧公的思想很活跃,文集中《正统论》、《纵囚论》、《准诏言事上书》、《本论》、《为君难论》等可为证;在政治方面,这也是欧公一生中最积极、最激进的时期,特别是庆历三年(1043)任知谏院后,引用人材、议论国事,“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回避”(《长编》庆历三年,内侍蓝元震语),将台谏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乃至引起了“威福之柄或移于臣下”(《长编》庆历三年,翰林学士苏绅语)之讥。欧公此时的激进程度可举以下一例为证:

王举正懦默不任事,谏官欧阳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请罢举正用仲淹,遂改参知政事。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愿与韩琦出行边。命为陕西宣抚使,未行,复除参知政事。(《宋史·范仲淹传》)

从范仲淹的反应可以看出,欧阳修以谏官的身份举荐宰相人选是不符合当时的惯例的,因此范公虽蒙推荐而“固辞不拜”;然而范公最终竟除参政,从此处也可见出仁宗当时对欧公信任之笃与欧公自任之重。
然而,欧、范之辈“以天下为己任”虽然出于大公之心,但在异类看来却是朋党为奸;范仲淹庆历三年八月入相,九月上十条新政,而明年六月即自请行边,表面上是“边陲有警”,实际则是因为新政触犯了即得利益者;五年,欧公之“党”(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去,欧公亦贬滁州。

沙门 发表于 2008-04-14 10:18 | 正常 | 分类:历史 | 评论: 2 | 浏览:3814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2008-3-29 星期六(Saturday) 晴

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四十五岁的范成大受命出使金国。这次派遣使者乃非常之举,名为“祈请使”,目的有二:一是求赵宋皇室陵墓所在的河南鞏、洛之地,二是重议两国交换国书的礼仪。
此时距金灭北宋已40余年,南宋与金国划淮河为界,中原沦入异族之手,南宋皇帝偏安于南方,以“侄儿”的身份卑事金国。以当时北强南弱的不平等势态,南宋想以“祈请”的方式收拾失去的河山与尊严,不啻于痴人说梦。就连宋孝宗本人也知道,此行不但没啥胜算,还凶多吉少,他临行前对范成大说:“朕不败盟发兵,何至害卿!啮雪餐氊,理或有之。”这就是让他做好当苏武的心理准备了。
范成大此行著有旅行日记一卷,名为《揽辔录》,取东汉名士陈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意思。据此书记载,他于六月“出国门”,“八月戊午”渡淮出国界,十月“戊午”复渡淮归来(《宋史·孝宗本纪》误为九月,《范公神道碑》正确),故在金国境内逗留时间恰好为两个月。
按中国现存最早的私人日记是唐李翱的《来南录》,是一部纪行之作。到北宋时,士大夫作日记者已经很多,其中以王安石的《日录》篇幅最为浩繁,有八十卷之多,然而多记政事,实为一种私家史乘。而大多数早期的私人日记皆为篇幅短小的纪行之作。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旅行乃是一段每天都有值得记忆的新鲜体验发生的特殊的时间,与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不同,所以,既便许多没有记日记习惯的人,到旅行的时候,也会自然地产生记日记的念头。
范成大乃南宋诗坛巨匠,与陆游、杨万里等并成“中兴四大家”,以“清新妩丽”而又“奔逸俊伟”的诗风驰名于世,历时不衰。范成大是一个眼界开阔而感觉又极其敏锐的观察者,对自然界的山水泉石充满热爱,对俗世的人情之美、升斗细民的悲欢富于理解之同情;他有很强的好奇心,对于殊方异域、奇风异俗都报以强烈的兴趣,在桂林做官时著有《桂海虞衡志》,竭力宣扬桂林山水为“天下第一”;他官至宰辅,风节凛然,一生宦迹又极其广阔(“予生东吴、而北抚幽燕、南宅交广、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万里,所至无不登览”),故胸中千丘万壑,下笔气象万千,以看似浅近平易、实则凝练遒劲的诗笔将一身的遭际见闻、一时代的世间万象纷然呈于纸上;另一面,范成大又是一个内心极其丰富、情感极其真挚的人,无论是感时、忧国、悯农、刺政还是伤逝、惜别、叹老、思乡,他的诗歌里总有一些特别细腻而个性化的体察,让人感受到他作为一个个体心灵的存在,而不仅仅某种应酬常谈、獭祭炫学式的修辞,用一句老话来说——他的诗里有“人”。
乾道六年的使金之行,是范成大一生中心情最为复杂的一次旅行,压抑、悲怆,而又满怀忠义豪情,因此《揽辔录》中的许多文字也特别感人。如写北宋旧都东京汴梁的残破:新宋门内“弥望悉荒墟”,“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撷芳(园)中喜春堂犹岿然,所谓八滴水阁者,使属官吏望者皆陨涕不自禁”;凡东京一门一楼,皆罗列其旧名与“虏改”之新名,貌似简单的记录,而板荡之痛与黍离之思却已尽在其中。
更让人心碎的当然还是中原的遗民,沦陷已久,“民亦久习胡俗”,“男子髡顶”,“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然而父老“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云:‘此中华佛国人也。’老妪跪拜者尤多”,“至灵壁县,民始扃户窥观”,“途有数故老,见使车潸然”。
除《揽辔录》外,此次使金之行还留下七十二首绝句,汇为《北征小集》,其中佳作甚多。如《蔺相如墓》:“玉节经行虏障深,马头釃酒奠疏林,兹行璧重身如叶,天日应临慕蔺心!”又如《会同馆》:“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沤浮!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皆慷慨言志之作,感人肺腑(其中“羝羊解乳”一语用苏武事,正与前述宋孝宗语相呼应)。
范成大的此次出使虽然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本来就是不可能达到的),但表现得风骨凛然,甚至连金主也认为“可以激励两国臣子”——弱国外交的极至也只能是争取一点精神上的尊严了。归国后,范成大得到朝廷的肯定,但很快又因刚直而被黜,于乾道七年受命出帅静江府(广西桂林),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南宅交广”之行。
这次旅行实际开始的时间已是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腊月七日,从老家吴郡(苏州)出发,南经湖州、余杭,至富阳而入风景如画的富春江。在余杭时与远送而来的亲友道别——即将远征蛮荒瘴疠之地,场面极其伤感:“君纵归,恐染瘴,必老且病矣。亦有御瘴药否?”“其言悲焉。呜泣且遮道,不肯令肩舆遂行。”之前更不得不将重病的乳母留在余杭,“分路时,心目刲断。世谓生离不如死别,信然。”真情流露,催人心肝,虽千百年之后读这段文字,也不禁潸然。
与众人别后二日就是腊月三十、除夕之夜,“发富阳。雪满千山,江色沈碧。夜,小霁。风急,寒甚。披使虏时所作棉袍,戴氊帽,作船头纵观,不胜清绝。”
此行湖山盛景无数,清丽文字盈帙,而此情此境此文,意境之佳,却让人一见之下,永铭于心。试想身披二年之前去国北征的寒衣,胸怀着二日之前与亲友诀别的凄怆,于此除夜之际,置身于寒江的扁舟上,心绪如无限宇宙中的一点孤明,所谓“不胜清绝”者,实是无以言之而强为之言了。
溯富春江,经桐庐、兰溪入衢江,然后经常山县出浙江、入江西的信江,经信州(上饶)、贵溪、余干而到南昌,登滕王阁;入赣江,乾道九年元月十二日至临江军(樟树),十四日游芗林和盘园——这两处都是当时著名的园林,乃至有“图本行于世”的,游览之余,范公不禁想起自己老家的石湖,那是他的产业,他自负若“得闲数年,则石湖真当不在芗林、盘园之下耶!”。除园台建筑“最有思致”外,这两处给范成大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几棵大梅、古梅,晚年隐居石湖后,他就全力经营石湖的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与梅”,并专门著有《梅谱》一卷,其爱好不可谓不深。
过临江军后即入赣江支流袁水,过袁州(宜春)、萍乡进入湖南境内。泛湘江南下,至衡山,谒南岳庙,因病未登山,然后陆行经永州、全州,三月十日,入桂林。凡水陆路程三千里,历时三月,著游记一卷,取韩愈咏桂林的“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诗意,取名为《骖鸾录》。
勿庸置疑,范成大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旅人。这不仅是说他广阔的游踪,还有他对山河的热爱,最重要的,他非同反响的观察能力、审美能力和文学天才,这使他能够把他的见闻感知转换为独特的内在体验和一流的文字。
其实,对于古代士大夫来说,因仕宦而四处游历并非罕见,但大多数人只会写一些例行的文字,无论是登临怀古还是厌宦游、思故土,往往流于程式;他们或沉迷于自己仕途的起落、或者障于书袋典故,很难真的打开心眼来细心观察眼前景物的地方特色和大自然千变万化的细微差异,也不能对民间的风俗民情产生真切的同情;这类诗人的作品,让你看不出他生活的时代是唐代还是清代,也看不出他吟咏的是岭南还是中原,尤其重要的是,你看不到背后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而范成大则是一个打开了心胸和慧眼的诗人,他目光如炬,他笔下的风物很少是通用的、一般的,而是富于一时一地的感觉特殊性,然而又不是现实的实证主义镜像,而总是用他的情怀和风格提升着外在的世相。
作为旅行家,范成大当然比不上徐霞客,但作为士大夫和诗人,范成大的精神世界却要远比徐霞客这样的“专业”旅行家更丰富。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许国无功浪著鞭,天教饱识汉山川”:他的饱览山川是与“许国”的抱负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为了“许国”,他才经受了“三方皆走万里”的艰苦旅程。
士大夫是必须“兼济天下”的,然而作为诗人,范成大又始终非常向往乡居归隐的田园生活。早在三十二岁时,范成大就曾写下“百叠海山乡梦熟,三年江路旅愁生”的句子,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对归隐的向往和对故乡的思念势必更加强烈。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误为1185年),范成大五十二岁,离四川制置使任,五月底从成都万里桥出发,十月已巳进入吴郡(苏州)的盘门。
和前两次怀着重重心事的旅行不一样,这一次的回乡之旅则是伴随着好心情:虽然与四川的同僚朋友分别不免伤感,但压倒性的情绪还是“归去来兮”的喜悦和轻松。这次的行程比较简单:沿岷江入长江,然后一路过三峡,经湖北、江西入江苏,从镇江转常州、苏州。此行有游记二卷,取杜甫“门泊东吴万里船”意命名为《吴船录》。与前二录相比,此书篇幅最长,也最为后人推重。
《吴船录》内容极丰富,除了记名山大川之美,如写峨嵋山佛光之奇如在目前,状三峡湍流之险惊心动魄,等等,也有许多人文历史方面的记载非常有价值,如记江州东、西林寺的唐代碑刻,抄录峨嵋牛心寺释继业所著西域行程等,颇有史料价值。此书文章之美,李慈铭以为更超过《骖鸾录》,不愧为中国山水文字中的典范,佳篇警句俯拾皆是,不烦赘引。
从乾道八年十二月出盘门到淳熙四年入盘门,范成大完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循环,从此结束了作为旅人的生涯。从四川归来过武昌时,他曾于中秋夜回忆自己十三年间,十一处见中秋,“其间相去或万里”,当时便想:若得自此“归田园,带月荷锄,得遂此生矣。”淳熙九年,范成大终于遂愿退休,从此在石湖度过了长达十年闲适而优裕的晚年生活,写下了最后的名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并为家乡撰写了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方志:《吴郡志》。
在最后的岁月里,他并不像丁尼生笔下老年尤利西斯那样壮心不已,仍然对旅行充满向往,但毫无疑问的是,每当中秋赏月的时候,他都会想起他从前度过中秋的那些地方:一生的漂泊已经沉淀在他内心,成为记忆中永恒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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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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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笔记六种》,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2版,279页,“历代史料笔记丛刊”
《范成大诗选》,周汝昌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版,286页,“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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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 发表于 2008-03-29 12:46 | 正常 | 分类:历史 | 评论: 5 | 浏览:3583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2008-3-2 星期日(Sunday)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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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不能把熙宁以后政治的败坏全部算在王安石变法头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熙宁变法是北宋政治由清转浊的一个重要的拐点,不仅如此,熙宁后政治的败坏的诸方面,似乎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都能找到其源头,如此看来,王安石就算不是北宋后期弊政的罪人,起码也是其“始作俑者”。
王安石在熙宁新法中犯下的许多错误来源于他的政治理想主义激情和高度的道义自信,由于对自己目标的正确性怀有绝对的信心,使得他在当时能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这种勇气从审美的角度看颇为激动人心的,但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却造成了他的失败。
其实在新法初期,后来所谓的元祐党人并不都其持断然反对的态度,苏辙、程颢甚至还参与了新创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工作;但很快,王安石在新法实施上的独断独行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反感——任何反对、质疑、修正的意见都遭到他的排斥。最能说明王安石的坚定(顽固)态度的是他那著名“三不足”论,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如果把这“三不足”从特定的历史条件中抽离出来,而用现代人的世界观去评判,则至少前两条可以赢得我们的同情。关于“祖宗不足法”,前面已经讨论过;至于“天变不足畏”,对现代人来说,说自然灾异与政治的清浊有什么因果关系,显然只是一种愚蠢的迷信。
然而事情如果放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又是另一回事,熙宁二年,同平章事富弼在听到有人(大概即王安石)对神宗说“灾异皆天数,非人事所致”时,叹息道:“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以无所畏,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复施。”(P.414)
王安石是否奸臣、其所欲进之事是否“邪说”姑且置之不论,但富弼对人主“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的担心却不可谓无见:他看出了“三不足”这种说法背后潜在的制度隐忧。
作为经验丰富的政治实践家,富弼知道:北宋朝政在唐末五代的大动荡之后,能够拨乱、设计出这样一种精密的政治制度并达成一种有效的权力平衡并非易事(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光对这一点的认识无疑更充分)。这种制度的根源在于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自愿的权力让渡,然而,勿庸置疑的是,终极的权力根源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因此,让“人君”有所畏惧就成了维持这种权力平衡的一个重要手段。
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虽然对于他当前的目的(变法)来说非常方便,从长远看来却侵蚀了前述的权力制衡原则,从而为人君的专断极权打开了大门,实质上是自毁士大夫的长城。
而“祖宗不足法”更是直接向“祖宗家法”开战,用一个不恰当的譬喻,这就相当于说“宪法不足凭”,如上文所说,宋朝的“祖宗家法”起着类似于“宪法”的作用,而宣布宪法无效则意味着释放君主意志的自由,从而使任何政治上创新、改革不再受到约束。
“人言不足恤”也与此类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人言”一方面指广义上的朝廷和民间议论,另一方面恐怕还更特定地指向台谏的议论。如前面说过的,北宋前期台谏对执政和皇帝有很大的制约作用,甚至有人讥讽执政唯台谏是从,而王安石为了避免台谏的阻挠新法,竟违背“家法”,以宰臣的身份亲自擢用谏官(如唐坰就是王安石亲手提拔起来的,只不过最后事与愿违而已),其目的正是富弼所说的“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复施”。
王安石曾对神宗明言:“朝廷制法,当内自断以义,而要久远便民而已,岂须规规恤浅近人之议论!”(转引自《邓广铭治史丛稿》,P.136)这句话可说是熙宁后“内封”渐兴的渊源,虽然他此处的“内”多半包括自己在内,并非仅指皇帝内廷,但其根本的精神在于:绕过祖宗家法的权力制衡机制而独断独行,至于这“独断独行”的主体是皇帝还是权相,差别其实已经并不紧要。
至此可以看出,无论王安石的新法是否真的“久远便民”,无可置疑的是它在实施中对宋初奠定的政治制度设计起了一种破坏作用(其后果我们在前面已经一一谈及)。事实上,这种破坏不见得是绝对无法避免的,如果王安石少一些理想主义,多一点宽广的胸襟、成熟的政治经验和深远的历史眼光,能够适当地采纳反对意见,有策略、有妥协、渐进地开展变革,则多半不至于造成那样的后果,而之后的历史发展恐怕也将改写。
然而,反过来说,如果王安石变法不曾发生,而“保守派”一直当权,谨守祖宗家法,是否就能避免政治的隳坏,靖康之难是否就有可能不发生?这个真的说不好。众所周知,北宋的军事、财政存在诸多积弊,庆历和熙宁两次新政也正是针对这些积弊而发,而保守派对这些问题除了修修补补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可是修修补补能够解决问题吗?这个,真的也说不好。
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在我看来,回答这个问题而不陷入主观臆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许多历史研究者却倾向于给出非此即彼的简单答案——对于他们的答案,我不得不表示怀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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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还是忍不住想做一个非历史性的讨论。
我观察到,王安石变法时的激进派和保守派对垒,与现代许多欧美国家的两党制对垒颇有相似之处,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形成两党制式的良性政治对垒?
这样的问法看起来无疑像是堕入了我自己说过以现代意识来胁迫历史的观念陷阱。对此,我只能辩解说:我清楚地知道,在此我进行的已是一种玄思,而非一项历史考查,而且我并非意在指责宋代中国人没有发展出现代欧美模式的政治,而只是在借此来从另一个角度来查看一下宋代政治的结构——驱动我这样做的动力与其说是真理,毋宁说是趣味了。
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只有“朋党”而无政党?政党政治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存在?比较宋代中国政治和美国现代政治(这无疑是一个荒诞的比较),我们看到:一边是皇帝,另一边则是议会和选举。有了选举,则在野党永远有翻身的机会;有了议会,则执政党就无法为所欲为。而在宋代政治中,能够制约执政者的是皇帝和台谏,而由于台谏为皇帝所任命,则从终极来说,制约执政就只有皇帝。
而皇帝与议会的最大差别在于:皇帝是一个单一的意志,议会和选举则是多个(政党)意志和力量的民主博弈;正是因为这种博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民心向背,才使得意见对立的两党在政治实践中有了交替掌权的机会——这实际上即是整个民族国家在政治路线上不断进行的自我调整。由此可见,要支撑一个两党制,皇帝必须同时承担议会和选举的责任,即:成为民意的反映,而且这对于几乎没有机会直接接触民众的皇帝来说,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
然而,两党制不可行未必意味着良性政治对垒绝不可能,因为两党制并非容纳政见差异的唯一可能。事实上,宋代的家法中还有一条,即:在朝廷中让意见不同、作风不同的人并存,使之“异见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这是从防弊的消极面来说的,如果从积极的方向上看:倘若能够在朝廷中维持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均势,而“人君”兼听双方的意见而加以协调,则恐怕更为合理和有效——至少也比起让皇帝承担忽黑忽白的民意的镜子来得可行。
当然,这对皇帝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使不是圣人、超人,起码也是哲人、贤者;而要让皇帝成为贤哲,显然最重要的就在教育。对这一点,宋代的士大夫有很深的认识,如程颐在《论经筵第三箚子·贴黄》中所言:

臣窃意朝廷循沿旧体,只以经筵为一美事。臣以为,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系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


2008/3/2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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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 发表于 2008-03-02 20:03 | 正常 | 分类:历史 | 评论: 3 | 浏览:4038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2008-3-2 星期日(Sunday) 晴
——宋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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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一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上,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可以说是内政中的第一件大事。变法不仅在当时是前所未有之剧变,其影响的余波更主宰了熙宁之后的整个北宋政局:如果说神宗朝是“王安石的时代”的话,那么哲、徽、钦三朝则堪称是不折不扣的“后王安石时代”。
熙宁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也更是一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因此,对许多研究者来说,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左袒的对象往往就成为研究此段历史的一个根本性的前提,于是历史研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意识形态批判,而这种批判更与研究者所处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现状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
近现代以来,中国遭到史无前例的剧变,即西方文明的入侵。在近代以前原本相对自恰的中国文明,当面对西方文明的入侵时却变得不堪一击;在痛定之后的反思中,中国知识分子渐渐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所进行的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政治的研究就变成了一种有意无意的病理学探究,即:到中国历史中去寻找中国何以没能像西方一样走向现代化的原因。
罗志田先生将中国历史上的晚清民国时期称为一个“激变”的时代,这时期国人心态有越来越激进的倾向。因此晚清以来的主流思想鲜能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发生同情之理解。实际上,这种激进化的势态建国后也并未消歇,相反在六十年代还曾一度达到难以想象的颠峰,而且时至今日也仍然存留在国人的意识之中。
也许正是在上述历史意识的背景下,现代人对王安石的评价相对于传统历史叙事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逆转。近世的研究者多数将王安石奉为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改革家,认为他的政治主张代表了“进步”历史方向,甚至有论者将王安石变法看成是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一次历史机会,并为中国错过了这个机会而扼腕不已(徐文明《十一世纪的王安石》)。
由于王安石变法在事实上很快就失败了,因此很难对新法到底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北宋的政治面貌(乃至中国的历史进程)做出一个客观、可靠的评价而不至于沦为主观的臆测。在我看来,相对于“如果变法百分之百实现会怎样”的历史假设,更为可行和更有意义毋宁是去探求“变法这一事件在历史中到底引起了什么样的实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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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后一个问题意识出发来审视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传统史家的观点并非不可理喻。大体来说,在传统史论中,王安石被看作是一个虽然有大才德,但却气质偏狭、刚愎甚至凶悖的畸人,由于他在人格及学术思想上的缺陷,给北宋的政治带来了严重而深远的不良后果。
兹引朱熹论王安石的一段文字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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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宋史·王安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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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袒王安石的研究者通常对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不吝加以最激烈的贬低,如邓广铭先生把反对变法派称为“开历史倒车的那些腐儒俗儒”(《邓广铭治史丛稿》,P.137)。保守派被描绘成一群因循守旧、无所建树、缺乏政治理想和才干的庸人,正是他们,须为宋朝外辱内弱的状况负责;不仅如此,这些人在道德上还面临一个严重的指责,即是他们对新法的阻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特权阶级既得利益的维护,因此,和王安石一心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相反,他们维护的则是个人的和本阶层的私利。
这种评价也和传统观点截然相反。事实上,因反对新法而遭到疏远和放逐的大多是史上有定评的忠臣名士,如司马光、吕公著、程颢、程颐、范纯仁(范仲淹子)、苏轼、苏辙等,而因攀附新法而得到重用的则多是后来公认的奸佞,如吕惠卿、章惇、蔡确、蔡京、蔡卞等。
当然,论者可以反驳说,这种所谓的忠奸之辨,不过反映了旧史家(封建史家)的(阶级)偏见,他们和司马光之流的保守分子是一丘之貉,所以自然党同伐异。然而,欲识其人,无非“察其言、观其行”而已,如今二苏文章列唐宋八大家,二程为理学鼻祖,司马光为史学巨擘,范纯仁为名门之后,道德文章并非无据可证,而上列奸佞之辈,形迹备载于史册,而道德文章亦无闻有一丝毫可采之处,观此大概可知旧史家所谓“忠奸”,恐怕并非只是政治上排除异己之私见,大概还是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与人心向背。不仅如此,作为改革派领袖的王安石,却并未被打入《奸臣传》,其人格学术虽遭到争议,但并没有人怀疑其道德操守的纯正和思想文章的成就,这也足以见出传统士大夫议论之公正。
从史实上看,王安石变法造成的一个最显眼的不良后果就在于《宋史》本传所谓的“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即朝廷上正邪势力比例的改变。
大体来说,北宋政坛人物最盛的是仁宗一朝,如韩琦、富弼、欧阳修、范仲淹之流,皆为天下归心的名贤,而嘉祐年间犹称“多士”,仅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的贡举即一榜网罗了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吕大临、吕大均等,都是后来流芳百世的文化名人(然吕惠卿、曾布亦预此列)。
而熙宁以降,除元祐十年间的短暂复兴外,终北宋一朝,可以说朝廷上已经见不到几个像样的人物,举目皆是曲学阿世、谄媚取容的“小人”;这些人不仅在道德学术上毫无可采,在政治上也谈不上什么建树,无非是打着“绍述”(即恢复、发扬神宗时的政策)的招牌取媚人主,借着“国是”的名义垄断朝政、排除异己——新法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一种政治理想,而毋宁是一种博取名利的工具罢了。
不仅如此,从哲宗“绍述”起,对元祐旧人的迫害也愈演愈烈:绍圣二年有言官周秩上疏“论司马光、吕公著,乞斫棺鞭尸”(P.593),同年编《元祐章疏》、兴文字狱,“受祸者一千余家。凡士民有晻昧言语,加以榜钉手足,剥割皮肤,斩头拔舌之刑。至于道路以目,不敢偶语”(P.662);绍圣四年蔡京治同文馆狱,“乃遣使岭外,谋尽杀元祐人”,幸得曾布提醒哲宗“祖宗以来,未尝诛杀大臣”,此事才终于未遂;徽宗崇宁元年(“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更造元祐“党籍”,将哲宗“绍述”以来已经遭到一贬再贬的元祐旧党正式登记在册,甚至御书勒碑于端礼门(P.665),昭告天下,于是载籍党人及子弟遂沦为政治上的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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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书‘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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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民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这样的凶悖之事,若置于其它朝代或许不足为奇,但在以优待士大夫为“祖宗家法”的宋代,却是史无前例和令人发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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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开国之后,以唐末五代为鉴,以“防弊”为立政之原则,“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制定了一套“纤悉备具”的“祖宗家法”,而太宗的“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又奠定了遵守这套“家法”的典范。因此,北宋君臣多崇尚无为而为,除谨慎成法外,多不喜“生事”,这种“因循守旧”的思想在司马光的这段话里表达得很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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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之于宅,居之既久,屋瓦漏则整之,圬墁阙则补之,梁柱倾倒则正之,亦可也;苟非大坏,岂必尽毁而更造哉?苟欲更造,必得良匠,又得良材,然后可为也。今无良匠,又无良材,徒以少许之漏阙,乃欲尽毁而更造之,臣恐其无所庇风雨也。(P.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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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这套“修修补补又一年”的保守论调在“激变时代”的论者眼中无疑是一种冬烘的乡愿哲学。不过,纵观北宋前半期的历史,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宋代的“祖宗家法”颇有其过人之处,这一点若与号称盛世的唐代相比较则尤其明显。
唐代政治中值得称道的主要是太宗贞观与玄宗开元两朝。
贞观之治以649年太宗的去世告终,不久,664年武则天即杀宰相上官仪、正式登上政治舞台,684年废中宗,690年称帝、改国号周,此距唐开国不过70余年,而李唐至少在名义上已经亡国;705年武则天卒,之后经过5年的宫闱混乱,710年,李隆基在实质上取得政权,因此玄宗实为唐室中兴之主,经历了早年辛苦和政治斗争,所以几乎相当于重新开国一次,故有之后的开元盛世;而755年安史之乱又起,唐朝从此便又走向衰落。
唐代后朝(时间长达150年)的政治为宦官和藩镇两大患所困,这是人所共知的。安史之后几乎每次皇位继承都成为一次危机:顺宗被逼退位,宪宗、敬宗为宦官所弑,皇位继承的决定权长期被宦官垄断;统一的中央政府名存世亡,地方上藩镇割据、兵乱不停,几无宁日;又,唐代大臣多无善终,内廷与外廷之间既无信任,又缺乏沟通的渠道,因此罪狱频兴,甚至贵为宰相者也多以贬死诛族为下场,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可悲的事。
反过来再看北宋的历史:从太祖到钦宗九朝的皇位继承全部为和平过渡。徽、钦以前,后宫和外戚无乱政者,几次太后垂帘都是功成身退;宦官无掌权柄者;大臣有贬黜而无诛杀灭族;地方上从未有真正威胁到中央的大叛乱;澶渊之盟虽“丧权辱国”,却换来一百多年的和平。
因此,北宋虽然在军事外交上为后世所讥,但在内政上却不能不说有其可称道的地方。
赵宋的政治制度设计来源于其“祖宗家法”,而所谓“祖宗家法”中最重要的一条精义,在我看来就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宋代政治制度的设计者敏感地看出:“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所以,君王若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则几乎必然不可避免地要与后宫、外戚、宦官“共治”天下;而根据古代和近代(特别是晚唐五代)的历史经验,后一种选择的显然是不可取的。
正是因为认识到皇权的有效实施恰以皇权的部分让渡为条件这个原理,宋太祖才定下了优待士大夫的基本国策。这种优待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广员厚禄,更在于精神上尊严(北宋大概是士大夫最有尊严的时期之一),而最为关键的则是:赋予士大夫以实实在在的政治权力。
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宋代的政府是一个分权制衡的精巧机构。权力分配在皇帝、执政、台谏三处。执政分为:台省、枢密院、三司使,其中枢密院管军政,三司使管财政,台省管行政,互不相统属(分权)。台省又分中书、门下和六部,其中六部无实权(元丰改制以前)。中书参与国家大事讨论和决策,负责起草政令,而门下握有复议、驳回的权力;中书、门下都对君主进行制衡,而门下又制衡中书。台谏官有议政权,还享有一定的言论豁免权(“不罪言事官”);台谏的主要监督对象是执政(当然也包括皇帝),正因为如此,台谏官通常由皇帝亲自指定,以避免台谏与执政勾结。
就史实来看,这套制度(至少在前期)是运作得比较有效的,宋代的君主(甚至包括后期也)没有一个算的上真正的暴君和独裁者,他们对于政府和台谏有相当的尊敬,这种尊敬的程度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看来,不得不说是值得赞扬的。这里可以举一个神宗熙宁五年,同知谏院唐坰弹劾王安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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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垂拱殿起居,坰忽扣殿陛请对,事不素请,殿中皆惊。上令谕坰它日请对,坰不肯,又令诣后殿,坰曰:“臣所言者,请与大臣面辩。”……乃缙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前御座听劄子!”安石迟迟,坰呵曰:“陛下前犹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进步……坰慷慨自若,略不退慑,侍臣、卫士相顾失色。读毕,即指御座曰:“陛下即不听臣言,不得久居此座。”…… 诏贬潮州别驾。(P.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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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是王安石权势如日中天之时,神宗也正当少年气盛,而以唐坰之“狂悖”,不过受到贬官的处分,这足以证明宋代政治的宽仁。必须指出,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并非特例,宋代谏官极谏,门下封驳、甚至知制诰的学士封还辞头的事,屡见不鲜;士大夫有言事之责而无杀身之祸,因此渐渐培养起一种自尊和责任感,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义自信很难想象能在唐、五代那样的社会氛围中培养得出来。
说得夸张一点,宋代政治制度与其说是一种极权君主制,毋宁说是一种立宪君主制。当然,和西方的立宪君主制是资产阶级通过斗争取得不同,这种“立宪君主制”是最高权力者出于高瞻远瞩而主动采取的一种自我权力节制,它并没有形成成文的、有绝对约束力的真正宪法,也没有一套可以强制其实施的权力设置,因此也是不稳定的。
而熙宁以后,随着“绍述”这一“国是”的提出,神宗的政治传统逐渐侵蚀了太宗的“祖宗家法”,客观上看到的现象便是:内政渐坏,其具体的表现则有内封、权相和宦官等几事。
所谓内封即皇帝从内廷直降诏令,不经过中书、门下的合法程序而直接生效,这从一方面看是皇帝对权力的回收和垄断,从另一方面看则是内廷和外廷割裂的一种征兆。
此时外廷正为“权相”(其中最有名的是蔡京)把持;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第五章“国是考”中敏锐地指出,以“绍述”为核心的“国是”(即“基本国策”)赋予当权者(权相)以绝对的政治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但被运用来肆意迫害政敌,甚至被用来要挟皇帝:由于“绍述”与“孝道”的特殊联系,一旦其被确定为“国是”,便连皇帝本人也必须受其制约,余英时先生把它比作是一份契约,“皇帝已不再有片面毁约的方便了。”(《朱熹的历史世界》,P.267)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更像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更像是一种“君主立宪”。其实不然,事实上是权相挟先王(神宗)之威而独揽大权,而朝廷群臣除了阿附权相则别无可为,这必然造成“正人君子”的或主动隐退或被动黜退,而朝廷人才的缺乏又造成皇帝在外廷缺乏支援,于是只好到宦官中去寻找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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